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23年11月18日
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诸多历史上看似无法理解的地名变迁现象频繁发生：江南的会稽郡竟然出现在了远离其本土的敦煌，河北冀州的名字出现在了江苏，广州这一南海的城市居然出现在了河南的桐柏山，甚至山东的兖州跨越了豫、皖、苏、鲁四省多次“迁移”……这些在当时极为奇特的地理现象，若不细心辨别，往往会让历史学者犯下误解。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层次的政治需求。
一、东晋开创侨置州郡的历史实践
在研究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的历史时，如果不加注意，就可能误将地名或人物搞混。尤其是南朝宋、齐、梁、陈四代，许多王室成员往往被派往不同的州郡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宋书》卷6《孝武帝纪》记载，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刘骏曾被任命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从中可以看到刘骏所掌握的四州六郡的广泛军权，而雍州刺史这一职位的设立，也要求他在当时的雍州地带办公。然而，刘骏所在的雍州，并非我们熟知的关中雍州，而是指向南方，范围大致在襄阳一带，涵盖南阳、顺阳、新野等地。
东晋和南朝的雍州设置，正是“侨置”现象的典型代表。所谓“侨置”，是指由于北方州郡沦陷，东晋与南朝政府不得不将这些失去的区域以象征性行政单位重新安置在南方的做法。侨置始于晋元帝大兴三年（318年），当时他为安置大批随他南迁的瑯琊王族和百姓，设立了怀德县，这一举措成为后期大规模侨置政策的起点。
展开剩余71%实际上，东晋南朝诸帝都高度依赖这一手段，尤其是在失去北方土地之后，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宣示对北方领土的合法性，尽管这些地区实际并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典型的例子如冀州。冀州最初位于河北一带，但在西晋灭亡后，冀州完全丧失，甚至经过多次南迁，直到南齐时期，冀州只在名义上存在，实质上已经没有实际管理。
为何南朝坚持如此形式主义的“侨置”？一方面，是为了坚持“正朔”的象征，维护汉魏的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是为了安置大量的北方流民，他们在南方需要临时的身份和保障，以便安定生活。特别是“黄白籍”政策，白籍流民免除了赋税，而黄籍流民则承担了正税，这一优待不仅帮助了王导、谢安等豪族，也间接安置了大量普通百姓。
二、北朝模仿侨置制度，并有过之
与南朝类似，北朝虽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政权，但也不得不从文化和行政上借鉴汉魏的制度。尤其是在侨置州郡方面，北朝的做法虽然起初以安置流民为目标，但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用于宣示对南方的威慑和控制。
北魏便曾通过侨置多个“空中楼阁”般的州郡来展示其政治雄图。最典型的例子包括设置“朝鲜县”，这项措施完全是为了招抚高句丽人民，而该县的设置与其原本的地理位置并无关系，纯粹出于政治需要。北魏更是设立了虚假的“上洛荆州”，其目的是通过在陕西设立这个州来显示他们对南方的控制意图，尽管实际的荆州并不在这个位置。
北魏还通过设置荆州等地，标榜自己是南北历史的正统继承者。例如，荆州这一名称从南魏一直延续到了隋朝，虽然在实际地理上并未完全对应当时的荆州地区。这种操作不仅仅是为了地理控制，也是一种对南朝的挑战，体现了北魏自视为统一天下的野心。
三、\"八个兖州\"的行政迷局
“兖州”这一名称，作为历史上最为混乱的行政区划之一，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多次变迁，甚至一度在多个地方重复设置，形成了“八个兖州”的局面。最初，兖州位于今山东济宁，但随着东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兖州的“分身”越来越多。
西晋灭亡后，兖州的控制权被后赵夺走，东晋则将其州治搬迁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形成了南兖州。南朝宋的北伐一度让兖州的州治迁至滑台（今河南滑县），这个地点的设置意在控制军事防线。接着，刘宋由于北魏的压迫，逐渐将兖州迁回到真兖州，并建立了西兖州、东兖州等多个并立的行政区。
北朝亦未放过这一行政区划的“坑洼”，其在征服过程中，将兖州的名字广泛“侨置”，设立了多个类似名称的州，例如定陶、谯郡等地相继设立了“西兖州”、“南兖州”，这使得兖州一度形成了重重叠叠的“地名错乱”局面，成为历史学者眼中的一个谜。
随着东魏、西魏的分裂，侨置州郡的现象愈加混乱，尤其是北魏和东魏两大政权争夺“正统”地位时，侨置成为了他们宣示“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最终，虽然北朝在制度上逐渐调整了这一问题，但这一现象在南朝的延续更为顽固，直至隋朝建立统一政权时，才真正开始恢复秩序。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现象，体现了当时政权对国家法统、土地控制和流民安置的多重需求，尽管形式上看似混乱，但背后却隐含了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逻辑。这些历史事件，无论是东晋时期的侨置雍州，还是南北朝时的“八个兖州”现象，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中独特的地理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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